核心提示： 未来中国不仅要通过改革释放体制变革的红利，还应关注和释放“技术创新红利”。中共十八大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通过实施“创新立国”战略，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

　　我曾在《中国“红利家族”剖析》（详见《人民论坛》2013年3月上期）一文指出，中国未来在新的历史阶段，“能量需要大大释放的红利，一个是改革的红利，一个是技术的红利”。因此，分析“红利家族”，不仅要分析体制变革等红利，还应关注技术创新红利。本文拟从新技术革命潮流，特别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高度，来探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问题。

　　“技术创新红利”何其大

　　讲“技术创新红利”，不能不讲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Lucas）。上世纪80年代，卢卡斯等将知识作为“内生变量”放入生产函数中，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何谓“技术创新”？笔者认为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引入，具体指从投入品到产出品的整个物质生产过程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或称突变。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进步的作用比20世纪更为显著。信息技术已成为诸多生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统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经济增长作贡献。

　　同时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人的发展产生影响，产生了一些新人。笔者在《人本体制论》指出，这些新人既是技术专家，也是商人，同时也是艺术家；他们不喜欢传统观念，不喜欢等级制度。在乔布斯和马云们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迹象。

　　由上可见，一国要建成“人本导向的国家”并获得持久的竞争力，不能仅仅依靠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的红利，还必须着力挖掘新的红利，其关键的一招是寻求创新驱动的红利。

　　中国“技术创新红利”挖掘出来没有

　　对于“中国技术创新的红利挖掘出来没有”这一命题，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依据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对全球142个经济体进行评测。 GCI由基础条件、效率提升、创新与成熟度三大类共12个项目决定。在2011-2012年度竞争力排名中，瑞士、新加坡和瑞典位列前三位，这三国共同点是在创新方面有较强的实力。以瑞士为例，其在12个大项中表现均很强劲，其中最强的三项为创新、技术设备、劳动力市场效率。

　　再看中国在12个分项的排名：制度第48名，基础设施第44名，宏观经济稳定性第10名，健康与初等教育第32名，高等教育与培训第58名，商品市场效率第45名，劳动市场效率第36名，金融市场发展第48名，技术设备第77名，市场规模第2名，商务成熟度第37名，创新第29名。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优势明显，但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却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技术设备、高等教育与培训等方面亟待提高。

　　2011年7月，“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表的题为《大西洋世纪》的研究报告也传达出类似的信息。该报告对全球40个国家和若干国际经济体的“全球创新型竞争力”（Innovation-based Global Competitiveness）进行评估。中国在40个经济体总排名中，位列第34名，而另外两个东亚国家——韩国和日本则分别位列第5位和第11位。这也反映出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创新型竞争力”方面的明显差距。

　　总之，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在迅速崛起，逼迫我们奋起直追，如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那样，“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通过实施“创新立国”战略，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

　　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要有战略思维

　　如何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有三条必须把握：

　　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趋势。2001年笔者在《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性研究》中，提出了五条规律性认识：一是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产业化推进的基本路径；二是量变——部分质变——根本质变的运行方式；三是开拓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两条主要战线；四是局部发达地区创造——向国内更大范围扩散——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的空间运动规律；五是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某一产业乃至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五条中，科学发明、技术创新是基础性的东西。

　　把创新列为第三波转型即整体转型的重点。当前，“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这是从民族复兴角度提出的整体转型战略。在 “人本、绿色、创新、协调”的八字方略中，创新发展战略与人本导向战略、绿色发展战略、协调（内外、产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属于同一战略层级。

　　制定中国自己的创新立国战略。笔者在《创新立国战略》一书中指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战略性、宏观性和思想性，而不是战术性、微观性和技术性。创新立国战略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它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

　　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要有切实举措

　　第一个举措是国家层面创新。这是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的制高点。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首先应推动国家层面的创新。

　　第二个举措是产业层面创新。这是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的栋梁。针对“加工大国”的现状，应就如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及如何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分析。

　　第三个举措是企业层面创新。这是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的主体。新时期企业创新应遵循的四大要点，即自主创新为基础、应用创新为核心、实施企业差异化战略、打造企业主导的产学研一体化体制。

　　第四个举措是创新型科技人才。这是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的基础。要界定清楚“人才”、“创新型人才”、“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内涵与特征，构建一套科技人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外科技人才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相匹配的实施方略。

　　第五个举措是创新型教育。这是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所需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寻找解决高校包括“行政化”在内的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缺陷，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第六个举措是知识产权保护。这是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的法制保障。应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中国知识产权的创造、中国知识产权管理及运用，特别是法律保护等方面着手。

　　第七个举措是配套型经济体制。这是释放中国“技术创新红利”的体制支撑。应着力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市场体制、产权激励机制、政府管理体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唯有此，才能释放更多的“技术创新红利”。

　　（作者为中改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