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像过去三十年的中国那样增长得如此之快、让如此之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成功的一大特征，是其领导人愿意在需要时改变经济模式，即使是面对强大既得利益的反抗。如今，当中国再实施另一系列根本性改革时，既得利益又准备要竭力阻止了。改革派能再次胜出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一个需要记住的关键是，和过去一样，当前的改革重构的将不止是经济，也包括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将塑造未来的改革（甚至决定未来的改革是否可能）。如今，尽管高姿态的措施——比如扩大反腐运动——吸引了大量注意力，但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是国家和市场的适当角色。

    中国三十多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时，方向是明确的：市场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角色。如今，私人部门比昔日重要不知凡几。此外，一个广泛的共识是市场应该在许多国有企业主导的部门，扮演官方所谓的“决定性角色”。但在其他部门及整体经济中，市场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

    当今中国的许多问题源自“市场太多”而“政府太少”。或者换句话说，尽管政府显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做的事却没做。

    比如，环境污染的日益恶化威胁到生活水平，而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腐败也在公私机构和部门中横行。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社会内部的信任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上更是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向服务业和家庭消费，这些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显然，私人消费有很大增长空间；但采取美国肆意挥霍的物质生活方式对中国（及全世界）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中国的空气质量已威胁到其人民的生命；它不断增加的碳排放将让全球变暖恶化，威胁整个世界。

    中国可以采用更好的策略。首先，如果更多的资源用在解决医疗和教育的重大不足，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也将会有所提高。在这方面，政府有很好的理由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许多市场经济也这样做。

    美国的私人医疗体系昂贵、低效，效果比花费少得多的欧洲国家差得多。一个更以市场为根本的医疗制度不是中国应该走的方向。近几年来，政府在提供基本医疗方面，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些人认为中国采取的方法类似英国，即在公共供给的基础上加上私人供给。这一模式是否优于比如法国式的政府主导供给还有待讨论。但如果采取了英国模式，那么（公共供给的）基础水平将决定最后结果的差异。英国私人医疗体系的角色相对较低，从本质上说是一套公共制度。

    同样的，尽管中国在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领头的经济上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于2013年首次超过制造业），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行业面对产能过剩。没有政府的帮助，高效、平滑的重组决非易事。

    中国也以另一种方式重组：快速城镇化。确保城市宜居和环境可持续，需要政府强有力行动来提供公共品如充足的公共交通、公共学校、公共医院、公园和有效的区划。

    2008年后的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是市场并不能自我监管。市场很难防止资产和信用泡沫，而这些泡沫必然会破裂——通常是在跨境资本流动突然逆转的时候——并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

    美国沉迷于去监管化是危机的起源。这一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自由化步骤和顺序的问题；最终结果也十分重要。存款利率自由化导致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贷款利率自由化助长了掠夺贫穷消费者的行为。银行去监管化没有带来更多增长，只是带来了更多风险。

    我们希望中国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出现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中国领导人的挑战，是配合其发展阶段的需求，制定有效的监管机制。

    这需要政府筹集更多资金。目前，地方政府对卖地的依赖是许多经济扭曲——及腐败——的根源。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征收环境税（包括碳税）、更全面的累进所得税（包括资本利得税）和房地产税来增加收入。此外，国家应该通过分红，获取国有企业更大比例的价值（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将因此遭受损失）。

    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在遏制信用扩张（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突然逆转）、面对全球需求疲软、实现经济结构重组和打击腐败的同时，维持快速增长（尽管略慢于先前的高速）。面对这些艰巨的挑战，一些国家不但没有办法向前迈进，反而陷入瘫痪。

    要成功必须采取的措施是明显的：以征税为筹资手段来提高对城镇化、医疗和教育的支出，可以同时实现维持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不平等性。如果中国的政治能够处理好这一日程的实现，那么它和全世界都将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