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如火如荼，上市步伐平稳有序。可以肯定，至少当前的主导思想以及实际操作是为确保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必须坚持国家的绝对控股地位。对这一主导思想，有学者提出强烈质疑，认为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管制和控制是导致金融资源价格扭曲、金融资源错误配置，进而导致金融资源浪费的罪魁祸首，认为应加速金融领域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非国有化进程，加快资本市场自由化步伐。

不容否认的是，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过多占有和控制，不利于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但是，金融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控股金融企业的改革，近年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最近一个显著的代表性例子是广东发展银行高达85％的股权转让受到多家外方竞标集团的追捧，充分说明大步伐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改造银行部门的思路是中央和地方的共识。尽管如此，保持国家在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工、农、中、建四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的绝对控股地位，对于改善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解决特别是农村地区金融空洞化问题已是迫在眉睫。如果脱离国情不顾实际地加速金融服务业的自由化，后果会相当严重。当大型跨国银行成功地压制了当地竞争者之后，它们会把所吸纳的资金贷放给它们熟悉的跨国公司，而非急需资金的农村和当地中小企业。对于中国，中小企业一直是创造就业的主要成分；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保证农村的发展。没有国有金融的强有力支持，中小企业及农村的发展都会打上大大的问号。

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建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条件。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研究表明，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可能根本不存在。之所以这样说，斯蒂格利茨认为，即使在高度发达国家，市场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完全竞争"理论所预测的方式依然差别巨大。特别是那些因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所导致的市场局限性，对经济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不应忘记政府管制缺乏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比如1989年美国储蓄和贷款协会的崩溃，致使美国纳税人支付了1000多亿美元来拯救美国国家金融体系中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俄罗斯和1999年巴西的金融危机，毫不夸张地说，都是由于缺乏政府管制所造成。中国和印度之所以没有卷入当时的金融危机之中，关键在于它们没有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而且极有可能一边比另一边要锋利得多。当市场乐观时，或称市场过度繁荣时，资本大量流入，尽管只有一小部分流入生产领域，经济增长率还是上升了。当市场悲观情绪蔓延时，尽管资本流入国的经济不是很糟糕甚至比较健康，还是会发生资本的大量流出，由此而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或者为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而不得不实施高利率，其代价都远远超过了临时性受益。实证研究表明，在长期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甚至是那些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也都是那些采取了国家管制或干预措施，试图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国家。

当然，政府同市场一样，也面临着信息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将导致"政府失灵"，这也正是为什么政府同市场必须协同工作，相互配合，取长补短，而不是仅仅听命于市场的自发安排，甚至采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态度，任凭所谓"看不见的手"去挥舞。

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遵循着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样一条道路而前进的，但在发挥好市场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好政府在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运作框架(法律法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作用。在中国当前仍处于严重的二元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状况下，政府的监管和引导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至为重要。特别要警惕那些妖魔化政府管制的口号或理论，认为一切管制都是无效率的，都是有悖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

其实，市场化改革方向与加强政府在社会和经济某些方面的干预和管制并不矛盾，中国所取得的阶段性改革成果，向世人昭示了另外一条转型途径，这种途径既能带来市场承诺的好处，又能极大地降低贫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途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改革的实践者很好地把握了自发的市场秩序和政府管制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