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QE2。”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直言不讳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尽管已78岁高龄，但这位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却让人感到年轻、开朗与直率。

2006年，费尔普斯因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指出通货膨胀不仅和失业率有关，也跟企业及雇员对价格的预期有关。

因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卓越贡献，费尔普斯教授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作为新华都[25.91 -1.14%股吧研报]商学院院长，费尔普斯此次上海之行是参加由新华都商学院组织的主题沙龙，并在会后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尽管“喜欢QE2”，但这位经济学大师却认为，现在并没有充分理由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政策。与此同时，他预计美国经济陷入“二次探底”的可能性约为“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对于席卷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他也有一番“奇思妙想”。

■现在还没有充分理由推出QE3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自2008年以来的凯恩斯主义复兴？ 费尔普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很高兴你提出来。顺便说一下，我并不一是个自由市场主义者，我相信政府应该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我也相信政府应该对银行业进行干预，以及其他各种政府干预。所以我并不把自己界定为自由市场主义的经济学家。不过，我也相信，建立一个监管完善、运作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正题，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如今显而易见的复兴，我认为这非常令人惊讶。我理解，当经济突然遭遇意外的、突然发生的衰退时，最初阶段，政府采取一些刺激措施是能够起到一定效果的，例如减税、货币政策由紧缩转向宽松、下调利率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经济连续几年停滞在失业率9%、通胀率为2%(甚至更高)的水平上，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认为问题在于没有足够货币，就站不住脚了。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货币供给不足或税率过高导致了美国的整体消费需求不足，这种观点是毫无说服力的。

日报：那么你认为第二轮量化宽松(QE2)到目前为止奏效了吗？

费尔普斯：我喜欢QE2。因为美国的通胀率此前一直在不断下降，而美联储扭转了这一趋势。央行的首要任务就是将通胀率保持在合理的稳定水平。他们此前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必须进行反思，并采取其他措施。所以我认为QE2是完全有正当理由的。也带着一些运气，美联储成功地将通胀率推回到了2%左右的水平。

日报：但QE2却对其他国家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费尔普斯：是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不喜欢QE2。如果美联储早先并没有让通胀率下降的话，我相信其他国家也不会抱怨了。但是不幸的是，美国的通胀率此前不断下降。所以，他们不得不让通胀率回升。如果美联储当初就实行宽松政策，及时有效地不让通胀率下降，那么可能都不会有人注意到，也不会有人抱怨了。人们反而会说，美国人太幸运了，他们的央行有能力控制通胀率稳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抱怨。

日报：现在市场已经开始预期QE3了，你认为美联储会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吗？

费尔普斯：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充分理由推出QE3。就像前面我所说的，目前还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整体需求不足，这一情况通常会由通胀率持续下降显示出来，但现在并不是这样。那么QE3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日报：你认为美国经济将会有多大概率陷入“二次探底”？

费尔普斯：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概率。我认为目前美国经济的情况是，工业就业率正在缓慢上升。但不幸的是，公共部门却在萎缩，建筑业也在缩水，这些都将很多人抛向了失业大军。当公共部门和建筑业不再裁员的时候，在那个时点上，就只剩下扩张的制造业。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失业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开始提速，整体情况才会改善。

■美债降级并没有实质影响

日报：最近影响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标普下调美国评级，你如何看待这次降级带来的影响？

费尔普斯：很难看到任何实质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就是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焦虑，这导致投资者进一步涌入美国国债市场，使得美国国债的利率由于评级调降而不升反降。不过，我并不建议所有国家都要下调评级。不过某种程度上而言，美国这一次侥幸脱险了。我认为公众并没有把此次降级看得很重，他们并不明白政府现有债务负担的庞大程度：包括医疗和社保等各种社会福利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低收入者的医疗保障。政府为此花费巨大。

日报：你认为美国的债务负担长期而言是否可持续？

费尔普斯：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结合增税和减支的方法解决债务问题，这是值得思考的，也需要时间给出答案。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能得到解决的。美国通过全面增加税收，例如将税率全面上调10%，这使得高收入人群的缴税额度达到很高水平，同时也会促使一些低收入人群开始缴税。但是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大众的普遍支持。 日报：谈到债务问题，欧洲正深陷其中。你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将如何发展？欧洲债券是否可能产生？

费尔普斯：我认为欧洲债券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只要未来政策还具有大量不确定性，没有任何政策约束那些财政赤字高企的国家，欧洲债券就不可能出现。目前来看，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目前的处境究竟如何，“永远救助下去”的共识是否正在形成？我并不认为会这样下去。但是，成立限制财政赤字的国家监管当局的共识是否也在形成呢？我也不确定。我不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我认为不会出现欧洲债券。

日报：你认为欧元区将来会面临解体吗？

费尔普斯：我认为欧元区整体还不至于面临解体，最多可能会失去两三个国家吧。希腊有可能会选择退出欧元区，亦或是被驱逐出去。希腊和葡萄牙的可能性大一些，至于爱尔兰，还要看以后的情况。目前已有迹象表明，爱尔兰的经济增长正在逐渐恢复。

■中国有大量“草根企业家”

日报：让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经济。你如何看待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混合型经济模式？

费尔普斯：中国的确存在一些和真正的资本主义相类似的东西，但同时又能看到大量的政府管制，尤其是对金融部门。很多项目的融资都会涉及到省市和地方政府，因此这肯定不是教科书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所以，问题就在于这种模式怎样才能奏效。

一开始可能会很像我们在美国1950和1960年代看到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那样。我这么说是因为美国目前的状况并不是中国的好榜样，因为美国的很多经济制度正在恶化。但是，这一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国有企业的增速不会很快，因此它们总体经济产出的份额将会逐渐萎缩。失业率也不会在国有企业中快速增长。因此，从方向上来讲，我相信中国肯定会趋于“国退民进”。但问题是，政府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保留对一些部门的管制和引导。对于这一问题，我没有“水晶球”，所以不能预测未来。

不过，尽管政府对金融部门进行了管制，但我不得不说，中国仍然有大量的“草根企业家”。我知道中国人一直说，我们没有像扎克伯格(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的创办人)这样的企业家，怎么办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已经拥有很多国际知名的企业。但中国需要有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也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文化，来鼓励人们突破思维定式，鼓励合作共赢。

日报：中国目前正在逐步开放金融体系，你如何评价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费尔普斯：人民币目前还不能自由兑换，尽管你能在一些国家，比如越南、泰国，使用人民币。但我认为，在人民币实现完全兑换、大量流动性和拥有足够市场这三个条件之前，不会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如果有一天人民币成了国际货币，对中国将是一件好事，但并不是一夜之间能完成的事情。